《人人都笑郝爱国，人人都是郝爱国》（四）

日子像海口黏糊糊的夏天，闷热、潮湿，还带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滞重感。

我和老郝无数次在酒局上吐槽一个问题，钱都去哪儿了？

项目少了，奖金薄了，房贷和孩子的补习费却像两座大山，纹丝不动地压在肩头，唯一庆幸的就是两家的老人们身体都还硬朗，不然两座大山还得加一座。

以前还能隔三差五去大排档改善伙食，现在连两天一约的频次都不得不优化一下。

省钱的法子，自然而然就冒了出来。

“老郝，晚上弄点？”我在微信上敲他。

“行啊，家里还有半瓶上次没喝完的汾酒，我再切点猪头肉？”

老郝回得挺快。

“得嘞！我拎点花生米过去！”

于是，酒局从喧嚣的烧烤摊，转移到了各自那鸽子笼般的小两居客厅。

起初还带着点“家宴”的矜持。

老郝会把略显杂乱的客厅稍微归置一下，郝嫂会拌个爽口的凉菜，客气地招呼两句“你们聊”，就带着孩子躲进卧室看电视。

我和老郝则坐在折叠餐桌旁，就着简单的下酒菜，小口抿着酒，话题也收敛了不少，音量自觉压低，生怕惊扰了家人。

但酒这东西，尤其是和知根知底的老郝喝，那点矜持就像啤酒沫，几杯下肚就消散得无影无踪，特别是在家喝又没了外界的约束，一来二去几次，便也没了那股子假矜持。

在我家那次，彻底失控了。

第二天周末休息，头天晚上具体喝了多少，喝了什么牌子的酒，我和老郝都像被格式化过一样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只记得一开始是在我家，喝着喝着就嗨了，后来就断片了。

早上我被老婆用枕头砸醒，脑袋像被十台冲击钻同时开凿。

她黑着脸，眼神像淬了冰的刀子。

“行啊你俩！出息大了！喝到灵魂出窍了吧？！”

我一脸懵：“咋…咋了？”

“咋了？！”老婆气笑了。

“你俩昨晚上演《断背山》呢？老郝喝趴了，你把他架回去，送到他家门口，结果郝嫂刚把门打开，老郝‘嗷’一嗓子又活了，非说任务没完成，死活要把你‘安全护送’回咱家！然后你俩就开始了！你送他回去，他送你上来，你再送他回去，他再送你上来……来来回回！整整四次！跟俩门神似的在楼道里拉锯！电梯都让你们坐冒烟了！最后是郝嫂和我一人揪着一个耳朵，才把你们俩丢回各自屋里！楼下保安都上来看了两次！丢不丢人？！”

我和老郝在微信上复盘这事，脚趾尴尬得可以把各自家里的小两房抠成三房两厅。

老郝发来一串捂脸哭的表情。

“完了完了，一世英名……我媳妇骂了我一早上，说再敢在家喝成这死样，就把我打包扔海里喂鱼！”

“我老婆跟郝嫂是不是商量好了！我家领导也下了最后通牒：家里禁酒！尤其禁你俩组合！”

我回了个生无可恋的表情。

居家酒局的短暂“繁荣”宣告破产。

我们像两条被赶出家门的丧家之犬，灰溜溜地又回到了楼下的烧烤摊。

还是熟悉的油腻桌子，矮塑料凳，头顶是熏得发黄的白炽灯和海南永远繁茂的榕树气根。

点的东西依旧精简：五串牛肉，五串羊肉，三串韭菜，一份大鱿鱼干，花生毛豆拼一盘，酒也从蓝带降级成了最便宜的老青岛。

老板姓莫，是个精瘦的东北哥们，话不多，烤串手艺却是一绝，火候拿捏得贼准。

以前我们只是点头之交的食客和摊主，但自从被家里驱逐成了这里的常驻难民，关系竟意外地熟络起来。

看着我们俩中年男人对着几串肉、一盘凉菜下酒，老莫有时会默默地多抓一把花生米丢我们桌上，或者烤两串卖相差了点但绝对新鲜的腰子，往我们盘子里放。

“送你们下酒。”

次数多了，我们也过意不去。

有次我借着酒劲，硬拉着刚闲下来的老莫坐下，老莫起初推辞，架不住我真诚的“胁迫”，半推半就地坐了下来。

三杯劣质啤酒下肚，隔阂也就消了。

聊起生意难做，房租飞涨，孩子上学，中年男人的幸福各有不同，但生活给的压力却是大同小异。

老莫的话匣子打开了，吐槽城管，抱怨供货商涨价，也分享些市井八卦。

一来二去，我们仨竟成了固定酒搭子，后来发展到，我们甚至不用在老莫这儿买高价啤酒了，自己从旁边小超市扛一箱最便宜的冰镇蓝带过来，老莫睁只眼闭只眼，照样给我们烤串，时不时还能蹭他两个焦香流油的烤腰子。

烧烤摊是我和老郝最放松的场所，但还是不能抵消生活持续施加的压力。

我分不清老郝是被生活的压力压“平”的，还是被国企那个大染缸浸泡“平”的。

那个在石梅湾打“鬼子”如野猪般凶悍的老郝，那个一身文青傲骨谁也看不上的老郝，那个在酒局上骂骂咧咧吐槽领导的老郝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一个笑容弧度更标准、姿态更谦卑、言语更谨慎的“郝爱国”。

四十岁的人了，在公司里，见谁都点头哈腰，逢人便是哥姐地叫着，语气恭敬得近乎谄媚。

技术部新来的实习生，二十出头的小姑娘，他也客客气气地喊“小王老师”。

用他自己的话说。

“谁也不能得罪，谁也得罪不起，端稳饭碗比啥都强。”

（土鳖肯踢牛）每天推荐一首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