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搭子的搭子是搭子》(八)
「2019年的夏末,海风依旧黏腻温热,却吹不散心头那点蠢蠢欲动的燥。」
2019年的夏末,海风依旧黏腻温热,却吹不散心头那点蠢蠢欲动的燥。
白龙马再次驶上海南东线高速,车顶的太阳能板吸饱了阳光,嗡鸣着,像是也在为又一次出发而兴奋。
副驾上的瓜姐摇下车窗,任由热风灌进来,吹乱她新剪的短发。
她对着后视镜呲牙咧嘴地照了照,扭头问秀才。
“欸,御弟哥哥,你看我这新发型,像不像要去西天取经的武松?”
秀才单手扶着方向盘,瞥了她一眼,嘴角弯起。
“像刚被鲁智深揍过的镇关西。”
“找打!”
瓜姐作势要捶他,手扬到一半又放下。
“咱俩就这么跑了,真的好么......”
出发前夜,秀才家那场积蓄已久的风暴终于爆发。
秀才爸少有地疾言厉色,将一摞房产中介的宣传单拍在桌上,勒令他们必须立刻在海口定下一套房,结束这种无根浮萍的状态,且言语中透漏着是瓜姐把秀才带野了的埋怨。
一直沉默的秀才,那次却像是被触了逆鳞,话不投机,争执升级。
最终,秀才拉着瓜姐,在父母失望又焦急的目光中,摔门而出。
第二天天没亮,两人就悄悄发动了白龙马,逃离了那令人窒息的关爱。
路线是老路线,心境却不再是三年前全然的轻松。
车出海口,徐闻登陆,大陆的烟火气扑面而来。
他们穿过雷州半岛,进入江西,绕开喧嚣的景区,钻进了赣南的群山。
瓜姐的朋友圈依旧热闹,晒着赣南的脐橙、客家米酒、围屋奇观。
秀才的镜头捕捉着丹霞地貌在晨昏间的瑰丽变幻。
在湖南,他们停了近两个月。
湘西的吊脚楼,凤凰的夜雨,张家界的奇峰,都成了瓜姐带货列表里的新宠和秀才硬盘里的宝藏。
瓜姐甚至学会了哼几句韵味悠长的湘剧高腔,在某个苗寨的火塘边,用半生不熟的湘西话跟老乡划拳喝酒,赢来满堂彩。
十二月底,他们慢悠悠晃进湖北。
计划着穿过这片千湖之省,年前就能进入安徽,感受不一样的年味儿。
武汉,这座九省通衢的巨擘,原本只是行程表上一个略作停留的点。
瓜姐甚至提前联系了几个本地的酒友,摩拳擦掌准备再战江湖。
然而,一种看不见的恐慌,比他们的白龙马更快地席卷了这座城市。
起初是零星的消息,像水底暗涌。
接着,口罩成了紧俏货,药店的板蓝根被抢购一空。
酒友的聚会临时取消,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强作镇定的焦虑。
“最近……还是少出门,别聚了。”
他们意识到不对劲,决定尽快离开。
但封城的消息,像一道无声却雷霆万钧的命令,在他们启动引擎的前一刻,轰然落下。
钢铁巨兽般的城市,瞬间被按下了暂停键。
喧嚣被抽离,只剩下空荡荡的街道和弥漫在空气里、无孔不入的消毒水气味。
恐惧像冰冷的藤蔓,悄无声息地缠上每个人的心脏。
白龙马被困在了一个老小区临时租下的车位里,像一头被囚禁的疲倦野兽。
然后,秀才病倒了。起初是低烧,咳嗽。
他以为是寻常感冒,还撑着想给瓜姐拍几张窗外寂静城市的照片。
但体温计上的数字一天天攀升,咳嗽声变得沉闷而费力。
恐惧,那一刻才真真切切地攫住了瓜姐。
她看着秀才烧得通红的脸颊和失却清亮的眼睛,第一次感到手足无措。
求助电话难以拨通,医院人满为患。
最终,等来的是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,他们将意识已经有些模糊的秀才接走,送往刚刚改建完成的方舱医院。
车门关上的那一刻,瓜姐觉得自己的魂仿佛也被抽走了。
巨大的、冰冷的孤独感瞬间将她吞没。
她不能跟着去,被带去了另一个方舱隔离。
那几天,是她人生中最漫长、最黑暗的时光。
索性几次核酸检测后瓜姐被安全“释放”,白龙马成了她唯一的蜗壳。
她不敢过多联系远方的家人和朋友,怕他们担心,更怕听到任何不好的消息。
她整天抱着手机,疯狂地刷着各种信息,好的,坏的,令人窒息的。
每一次手机响起,她都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弹起来,生怕是来自方舱的通知。
秀才偶尔会发来信息,字句简短,报平安,说里面还好,伙食不错,让她放心。
但她能从那些文字的缝隙里,读出他的虚弱和强撑。
不能再这样下去。
瓜姐至始至终都没哭过,那股子混不吝的劲头在绝境中又冒了出来。
她不能就这么干等着!她得做点什么!
她联系了社区,报名成了一名志愿者。
穿上蓝色的隔离衣,戴上口罩和面罩,她奔波在寂静的楼栋之间,帮居民送菜、送药、扔垃圾。
她嗓门依旧大,隔着口罩也能传递出那股熟悉的、生机勃勃的力量。
“203的菜到啦!405的药放门口了!大家坚持住!都会好的!”
她拼命地忙碌着,用体力上的疲惫来对抗内心的恐惧。
她有一个最原始、最朴素的念头:我多帮一个人,是不是就能为秀才积一分福报?老天爷你看,我在做好事,求你,让他平安回来。
在一次给一位独居的盲人老人送生活物资时,老人摸索着拉住她的胳膊,声音颤抖。
“姑娘,谢谢你啊……你家里人也好吧?孩子没吓着吧?”
瓜姐愣了一下,下意识回答:“我们……还没孩子。”
老人叹了口气,枯瘦的手拍了拍她。
“年轻人,还是要早打算。早点要孩子好啊,你们年轻,精力足,陪孩子疯玩得起。等孩子大了,你们还不算太老,还能有自己的生活。别像我们,老了老了,全是病,拖累孩子……”
老人絮絮叨叨,说的是最寻常的家常话,却像一把重锤,狠狠敲在瓜姐心上。
她忽然想起自己的父母,秀才的父母。
如果他们病了,需要照顾,她和秀才还能像现在这样,一脚油门就消失在天涯海角吗?他们的“自由”,是否建立在父母尚且健康的侥幸之上?
如果他们等到四十岁,甚至更晚才要孩子。
那么当他们的孩子二十岁,正值青春飞扬时,他们却已经六十多岁,垂垂老矣。
孩子的大好年华,是否就要用来面对和照顾两个逐渐衰弱的老人?
这些问题,她从未如此严肃、如此具象地思考过。
以往父母的催促,只让她觉得烦躁,觉得是被传统束缚。
但此刻,在这座被疫情笼罩的城市里,在一个盲人老人无意的话语中,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毛骨悚然,那是对时间、对责任、对生命链条的顿悟。
她想起秀才躺在病床上的样子。
如果……如果这次他没能挺过来……他们之间,除了满硬盘的照片,还剩下什么?有什么能证明他们曾如此深刻地爱过,活过?
一种强烈的、渴望“延续”的念头,在她心中破土而出。
解封的消息传来时,像一场漫长噩梦的终结。
秀才康复出院了,人清瘦了一大圈,眼神里多了些劫后余生的沉静。
瓜姐紧紧抱着他,抱得很紧很紧,仿佛要确认他是真实存在的,是温暖的。
他们没有再继续原来的行程。
白龙马沉默地驶离武汉,一路向南,直接开回了海南。
回到乐东的家,气氛有些微妙的变化。
父母们显然都听说了武汉的事,后怕之余,催生的话到了嘴边,又小心翼翼地咽了回去,生怕给他们带来更大压力。
但这次,瓜姐和秀才没有回避。
一天晚饭后,瓜姐主动削着苹果,状似随意地开口:“爸,妈,我们商量过了,是时候要个孩子了。”
秀才坐在她身边,轻轻握住了她的手,点了点头。
秀才爸妈愣了一下,随即脸上绽放出难以置信的、几乎是狂喜的光芒,却又努力克制着,生怕吓到他们。
瓜姐看着父母们那小心翼翼的喜悦,心里酸酸涩涩的,又暖暖胀胀的。
她咬了一口苹果,声音清脆。
“不过咱可说好啊,生了小秀才,白龙马可不能退役!顶多……顶多以后后面多个安全座椅!咱们得带着小秀才一起,继续浪迹天涯!让他打娘胎里就习惯在路上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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