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人人都笑郝爱国，人人都是郝爱国》（一）

“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”

这话老郝头一次听，还是在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本上，那会儿他嗤之以鼻，觉得矫情。

人死了就是死了，灰飞烟灭；活着就是活着，喘气吃饭，哪来那么多弯弯绕绕。

直到他活成了郝爱国。

郝爱国身份证上写的是1982年生人，但他感觉自己像是泡在福尔马林里很久的标本。

他喜欢大家叫他“老郝”，他总觉得“爱国”和“建军”“建国”这些名字一样，是他父亲那一辈人的代号，带着一股子尘土飞扬的集体主义味儿。

特别是在“爱国”这样的动宾短语前加上他那像是程度副词的姓——“好爱国”，“很爱国”，“非常爱国”，总之不像个活生生的人该有的名字。

老郝是中年发福的典型代表，而且是发了个大福的那种，不是那种富态的圆，是虚浮的、被生活吹胀了的圆，对，圆而不润的那种。

老郝的发际线比血压高，头发是那种最常见的平头，像一块修剪整齐的劣质草坪，鬓角染着几丝不易察觉的白，像是不小心蹭到的墙灰；皮肤是那种常年不见阳光的、缺乏生气的白；脸上尚没什么深刻的皱纹，但眼神里总蒙着一层洗不掉的疲惫，像蒙尘的玻璃，虽然他的眼睛前已经蒙了一块真正的玻璃。

老郝爱笑，或者说，他擅长笑。

笑的时候，嘴角的弧度是精心测量过的“社会友好型”，露几颗牙，眼角配合着挤出几道纹路，标准得像Excel表格里预设好的公式。

那笑容挂在脸上，像个精致的面具，底下是啥，没人细究，包括他自己。

我刚认识老郝时他不这样。

十多年前，我去三亚市旅游委下设的一家事业单位参股的旅游信息化公司入职，我试用期，老郝办离职交接，我俩分属不同部门，工作上也没什么交集，直到老郝办好离职走人我们也没说上几句话。

后来才知道，老郝是被“优化”的。

那时候公司被海南一家互联网巨头看上了，融资并购谈得火热，技术团队在互联网大厂和资本面前成了炮灰，像老郝这种技术不算顶尖、情商又不够油滑的“老黄牛”，首当其冲。

老郝人设是“老好人”——好脾气，好说话，好糊弄，所以老同事们偶尔攒酒局还是会叫上他。

老郝从不推辞，也从不迟到。

那时的老郝还算年轻，比我文艺。

他看昆汀·塔伦蒂诺、大卫·芬奇，听拉娜·德雷、左小诅咒，读马尔克斯、村上春树，痴迷进口商品，是个死忠果粉，种种都显得郝爱国好不爱国。

年轻人的酒局偶尔聊聊文艺，酒精里更多是年少轻狂那些不切实际的牛B，这些是老郝看不上眼的，他总是安静聆听、适时递纸巾、默默给大家续酒、最后负责把喝高的送上出租车，老好人。

他酒量一般，喝到微醺，话会多一点点。

后来听说老郝去了万宁，在一家新筹开的酒店项目里做IT支持经理，不在一个城市，见面的机会也就彻底没了。

从“郝经理”升级成“郝哥”，还是他去万宁两年后的事。

那时公司有个项目要去万宁石梅湾给华润做系统对接，我是项目负责人，给我打下手的小陶和老郝是旧识，说什么也要去蹭老郝一顿酒，老郝也是局气，海鲜大餐安排得妥妥的。

傍晚的石梅湾，夕阳把海面熔成一片晃眼的金箔。

我和小陶寻着导航，找到了老郝说的那家海鲜大排档。

就在沙滩边上，塑料桌椅摆得满满当当，空气里弥漫着椒盐皮皮虾、蒜蓉生蚝和烤鱿鱼的霸道香气，人声鼎沸。

老郝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

他比印象中圆了一圈，穿着翻领的POLO衫，紧绷绷地裹在身上，左胸口印着酒店的LOGO，不停用手背擦着额头上细密的汗珠。

他熟稔地跟老板打招呼，点菜，要啤酒。

老郝点菜的样子很“海南”，手指在玻璃缸里戳戳点点，用带着浓重青岛腔的普通话跟老板交流：“这个石斑，清蒸！皮皮虾，椒盐！生蚝…要大个的！蒜蓉粉丝！大脚虾也来一盘！再来个四角豆，清炒！不够再点！”

末了，大手一挥。

“啤酒！科罗娜的！冰镇的先来一箱！”

那架势，仿佛他是这里的常驻股东。

菜上得快，啤酒也冰得透心凉。

几杯黄汤下肚，小陶和老郝的话匣子也稍微打开了些，两人八卦着曾经的同事，是的，男人也会聊八卦。

我跟老郝那时还不熟，插他和小陶聊天的空相互敬敬酒，听他们八卦到我也认识的人时适时应和几句。

那时的石梅湾还没有开发，只是《非诚勿扰》电影在石梅湾取景后有了一些名气，大排档里熙熙攘攘着很多游客，而且看着老外居多。

我们仨聊得火热，对周遭的嘈杂渐渐失了敏感。

直到隔壁桌爆发出激烈的争吵，才猛地将我们的注意力拽了过去。

（土鳖肯踢牛）每天推荐一首歌